鐘　燃

先知往往不被當時的人們所理解，真理大都需要時間的檢驗。蘇軾的《乞免五谷力勝稅錢札子》呈上之后，得到的回應是沉默。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已經改任禮部尚書的蘇軾再次上書，懇請朝廷重新考慮。然而，結果依然是石沉大海。這道奏議在北宋朝廷中并未引起應有的重視。探究其在當時不被采納施行的原因，與探究其蘊含的“以法活人”思想，一樣具有價值。

首要原因在于利益藩籬。長遠的經濟邏輯和立意高遠的思想主張，難以抵擋中央財政眼前的剛性需求和地方利益的盤根錯節(jié)。北宋中期以來，冗官、冗兵、冗費問題積重難返，對遼、西夏的戰(zhàn)爭開支與歲幣歲賜支出更使國庫左支右絀?！拔骞攘俣愬X”雖為新立，但它畢竟是一項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稅目。盡管蘇軾論證了取消此稅可通過其他商品稅收予以彌補，甚至能節(jié)省巨額賑災支出，但這是一種長遠、整體且存在不確定性的計算。放棄一項既定的、可觀的稅收來源，轉而寄望于不確定的市場活躍后可能帶來的稅收增長，風險太大，動力不足。在當時的朝廷和地方官員看來，遠不如眼前的稅收來得實在和可靠。同時，征稅環(huán)節(jié)滋生的灰色利益鏈條，也形成了隱蔽而強大的官僚執(zhí)行層阻力。

其次在于政治考量。元祐時期的政治氛圍并非致力于真正的“更化”與民生，而是陷入了黨爭的泥潭與政策的空轉之中。蘇軾既不贊同王安石變法的激進，也不支持司馬光盡廢新法的極端做法，這種理性的態(tài)度在當時情緒化的黨爭中，反而使他處于尷尬的境地。當他提出廢除五谷力勝稅錢的建議時，自然難以得到廣泛支持。還有重要的一點是，朝廷雖然耗費巨大進行賑災，但在北宋統(tǒng)治者看來，這是一種彰顯皇恩、收攏民心的方式。每逢災荒，皇帝“捐金帛，散倉廩”，百姓感恩戴德，這種政治效果是簡單的免稅政策無法比擬的。蘇軾雖然指出臨時救濟耗費巨大且效果有限，但朝廷更看重的是賑災所帶來的政治象征意義。

更深層的原因在于認知局限。“以法活人，法行無窮”“豐兇相濟，農末皆利”等思想與當時的主流治理邏輯存在抵牾。蘇軾提出的核心主張是減少政府干預，通過發(fā)揮市場與商人的作用來調節(jié)經濟。但是，無論是新黨的國家專賣、均輸制度，還是舊黨中許多人習慣的道德教化與直接賑濟，都隱含著士大夫階層對商人資本的戒懼和對市場力量的不信任，隱含著強化國家干預的意識和傾向。蘇軾建議政府主動讓渡一部分眼前的征稅權，并信任民間商業(yè)力量，這在當時顯得過于理想化甚至被視為危險之舉。

這道閃爍著經濟智慧與法理光輝的札子，暫時被淹沒在元祐年間喧囂卻無效的政治爭論之中。它如同一面鏡子，照見了在一個機構臃腫、財政拮據、黨爭激烈的王朝中期，推行一項理性、溫和卻觸動既得利益的改革是何其艱難。蘇軾札子的遺憾，并非其見識不足、主張有誤，而是北宋王朝整個系統(tǒng)已失去了吸納這種良策的健康機能。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歷史常在曲折中前行，真理的種子遇到適宜的土壤和氣候總會生根發(fā)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