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修江（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最高人民法院原行政審判庭副庭長、一級高級法官)

行政裁判文書是審判權力對行政權力進行合法性審查的具象載體，是“民告官”案件的最終結論，更是法治政府建設現狀的鮮活呈現。蔡小雪老師深耕行政審判一線數十年，退休結束法官生涯后，依然筆耕不輟，近期又一部大作《行政裁判文書的制作：規(guī)范與經驗》問世，作者以實務者的敏銳洞察與研究者的系統(tǒng)思考，為行政裁判文書制作提供了兼具“尺度性”與“操作性”的指引。作為長期從事行政審判工作的同事，讀罷此書深感其直擊當下文書制作的痛點、要害，既回應了裁判文書規(guī)范化的時代要求，更揭示了行政審判“監(jiān)督權力、保護權利”“解決爭議”的本質使命。

規(guī)范行政裁判文書的“底線要求”

行政裁判文書的規(guī)范性，本質是司法公信力的“第一道防線”。作者在該書開篇即強調“規(guī)范是文書的生命線”，這一判斷與行政審判監(jiān)督、行政權力依法運行的特殊使命高度契合。行政裁判文書不僅要體現司法程序的嚴謹性，更需向行政機關傳遞依法行政的明確信號。該書對“當事人基本信息表述”“證據列舉規(guī)則”“裁判依據援引順序”等細節(jié)的梳理直面當下行政審判實踐中的難點。例如，針對行政機關出庭人員身份表述不規(guī)范的問題，提出需明確區(qū)分“法定代表人”“負責人”與“委托代理人”的權責邊界，這恰恰是行政訴訟中“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落地的直觀體現，若文書表述模糊，既可能弱化司法監(jiān)督的嚴肅性，也不利于行政機關內部責任追溯。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該書將“行政行為合法性審查要素”作為規(guī)范重點，要求文書必須圍繞“職權法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等合法性審查的法定標準展開論述。這一要求直指行政審判的核心——行政裁判文書并非簡單的“勝負判定書”，而是對行政權力運行合法性的“司法診斷書”。

實踐中，部分文書存在“重結果、輕論證”的傾向，對行政機關行使職權依據的援引僅羅列法條編號，卻未闡釋其與被訴行為的關聯(lián)性；對程序違法的認定僅籠統(tǒng)表述為“違反法定程序”，卻未指明具體違反的程序環(huán)節(jié)。作者提出的“要素式審查+逐項回應”寫作方法，為破解上述難題提供了路徑。例如，在土地征收案件中，文書需依次論證征收決定的職權依據（如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條）、征收程序的履行情況（如是否開展社會穩(wěn)定風險評估、是否公告征求意見）、補償標準的合法性（如是否參照片區(qū)綜合地價），通過“要素化拆解+精準化論證”，讓行政機關清晰知曉違法之處，也讓當事人理解裁判的邏輯。

激活行政裁判文書的“實踐價值”

行政審判裁判說理的基本邏輯仍然是三段論的基本分析方法：大前提——法律規(guī)定、小前提——案件事實、結論——行政機關的行為與法律規(guī)定是否相符合。但是，行政審判裁判文書說理的復雜性在于，法律規(guī)范的廣泛性、抽象性與行政實踐的多樣性，始終存在張力。如何全面把握和正確理解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內涵和外延，如何分析、認定案件事實，怎樣判斷事實與法律規(guī)范之間的契合關系，始終是極其復雜的問題，難以用法律直接對法官如何履行相關的職責進行詳細規(guī)范，而資深法官制作裁判文書的經驗正是彌合這一張力的關鍵。作者在書中分享的“類案裁判思路提煉”“爭議焦點歸納技巧”“說理分層遞進方法”等均來自其長期從事行政審判工作中處理大量案件積累的審判經驗，展現了審判實務中法官的智慧，也體現了法律人充分說理的溫度，可以為年輕法官制作行政裁判文書提供思路。例如，針對行政協(xié)議案件中“行政優(yōu)益權行使是否合法”這一常見爭議，作者提出需從“公共利益需要的緊迫性”“變更解除的程序正當性”“補償的合理性”三個層面展開說理。這一思路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協(xi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精神高度契合，既為法官提供了裁判“模板”，也為行政機關規(guī)范行使優(yōu)益權劃定了“邊界”，這就是作者對這一實踐問題長期思考的結晶。

書中關于“實質性化解行政爭議”的論述，更體現了行政裁判文書的實踐導向。作者指出，行政裁判文書不能滿足于“程序了結”，而應追求“案結事了”。這與最高人民法院近年來倡導的“行政訴訟實質化解”理念高度一致。例如，在行政不作為案件中，部分文書僅判決“責令行政機關在法定期限內作出行政行為”，卻未明確行為的具體內容，導致行政機關后續(xù)履職引發(fā)新的爭議。作者在書中提出，對此類案件應盡可能在判決中明確履職的“具體要求”。也就是說，在沒有裁量空間的情況下，行政裁判文書的主文應當對行政機關限期作出行政行為的具體內容進行限定，行政機關只能按照判決主文作出相應的行為，否則屬于不履行生效裁判。這樣就能夠一次性實質化解行政爭議。

此外，該書還強調了文書說理需“區(qū)分受眾”——對行政機關側重合法性指引，對當事人側重權利救濟闡釋。這種“分層說理”的方法，既能提升行政機關對裁判的服判率，也能增強當事人對司法的信任感。

行政裁判文書的“時代使命”

當前，行政審判面臨數字行政、平臺監(jiān)管、公共衛(wèi)生應急等新型案件的挑戰(zhàn)，裁判文書制作也需與時俱進。作者在該書中雖聚焦傳統(tǒng)文書規(guī)范與經驗，但其蘊含的“規(guī)范為基、經驗為翼、實質化解為目標”的理念，為應對新挑戰(zhàn)提供了方法論指引。例如，在算法行政案件中，裁判文書既要遵循“合法性審查”的基本規(guī)范，又要結合算法透明度、可解釋性等新要求展開說理。

作為行政審判法官，既是裁判文書的制作者，更是法治精神的傳遞者。該書提醒我們，一份優(yōu)秀的行政裁判文書應當是“規(guī)范的嚴謹性”與“經驗的靈活性”的統(tǒng)一，是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的有機統(tǒng)一。未來，在行政裁判文書制作中既要堅守“依法審判”的底線，又要彰顯“司法為民”的溫度，讓每一份行政裁判文書都成為法治政府建設的“鋪路石”，讓案件中的每一位當事人都能從文書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總之，該書是行政司法實務領域的精品之作，是行政審判實務界的“經驗寶典”，其價值不僅在于提供了文書制作的“操作手冊”，更在于傳遞了行政審判的“法治理念”。相信每一位從事行政審判工作的法官以及從事行政復議工作、行政執(zhí)法工作，從事行政法研究和學習的同仁都能從中汲取營養(yǎng)、豐富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