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云柳

中國傳統(tǒng)啟蒙讀物《三字經(jīng)》有云：“披蒲編，削竹簡。彼無書，且知勉?！薄芭丫帯边@一典故的主角，正是西漢著名司法官路溫舒。他以蒲草為紙、恒心為墨，掙脫寒門桎梏，深耕司法實踐，秉筆直書《尚德緩刑書》，以“寬刑恤民”的法治理想推動漢代司法革新，為中華法治文明寫下濃墨重彩的篇章。

寒門儒吏的司法初心

路溫舒，字長君，西漢鉅鹿郡東里（今河北省邢臺市廣宗縣東董里村）人，歷任郡決曹史、廷尉奏曹掾、臨淮太守等職，是西漢知名司法官、法律學者，也是勤學勵志的典范。他精通《春秋》，因在漢宣帝時上疏《尚德緩刑書》，被譽為漢代司法改革的先驅(qū)。

路溫舒出身寒微，少年時以牧羊為生，卻不甘困于蒙昧。彼時簡牘珍貴，尋常人家無力購置，他便采集沼澤蒲草，截成竹牒模樣編綴成冊，借書抄錄研讀。這份“蒲牒寫書”的苦讀積累，為其日后深耕司法領域奠定了堅實的學識根基，他的仕途進階亦始終與司法實踐緊密相連。

漢代自蕭何制定《九章律》，律法體系日漸完備。“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雖已推行，司法領域仍深受法家重刑思想影響。漢武帝為強化中央集權，擢用張湯、趙禹等酷吏修訂律法，增設“見知故縱”“官吏連坐”等嚴苛條款，甚至恢復秦朝“誹謗”之刑，更以“腹誹”之罪誅殺直臣。重刑主義導致律法繁密冗雜，司法實踐中，則常有官吏舞文弄法、羅織成獄、同罪不同罰的現(xiàn)象。

尚德緩刑的司法革新

漢宣帝即位后，亟須革除弊政、安撫民心。路溫舒目睹嚴刑峻法之禍，于公元前67年毅然上書《尚德緩刑書》。在酷吏余威未散的背景下，這份上書背后的膽識與魄力尤為可貴。

《邢臺大事記（古代-1978年）》明確記載：“漢宣帝地節(jié)三年，巨鹿人路溫舒上書漢宣帝建議改革司法制度，減少冤獄。”該疏言辭痛切，深刻揭露當時的司法黑暗，被《漢書》《古文觀止》及明清歷代《順德府志》收錄，成為兩千年中國司法史上的經(jīng)典文獻。

疏文開篇引齊桓公、晉文公亂世后行仁政成霸業(yè)，漢文帝廢肉刑得民心的史實，提出“禍亂之作，將以開圣人也”“繼變化之后，必有異舊之恩”的核心觀點，為司法改革鋪墊理論根基。繼而直指要害：“上下相驅(qū)，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彼会樢娧刂赋觯崂粢試揽翞椤肮?，判案公允者反遭禍患，司法官吏為自保竟刻意致囚犯于死地，最終釀成“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shù)”的慘狀。

為增強說服力，路溫舒細致揭露刑訊逼供、羅織罪名的全過程：“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nèi)之?！鼻舴覆豢靶逃嵄黄染幵旃┰~，官吏順勢引導“完善”罪狀，再層層羅織定為“鐵案”上報。這番描述言辭懇切，發(fā)人深省。

基于對弊政的深刻剖析，路溫舒提出具體改革主張：“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焙诵氖菑U除鉗制言論的“誹謗罪”、簡化律法條文、放寬刑罰尺度，從制度上遏制酷吏橫行。

這份疏文在朝野引發(fā)震動。漢宣帝深以為然，將其主張轉化為司法實踐，下詔在廷尉增設四員廷尉平，秩六百石，專職審理冤案，從機構設置上強化司法監(jiān)督。此后每季秋后請讞，漢宣帝常親臨宣室殿齋戒決案，司法風氣為之一變，“獄刑號為平矣”。

傳統(tǒng)智慧的當代傳承

盡管《尚德緩刑書》誕生于封建專制統(tǒng)治語境下，但其蘊含的尚德恤民、反對酷刑、追求司法公正的思想內(nèi)核，卻穿越千年時空，與現(xiàn)代法治的核心價值形成共鳴，為當代法治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傳統(tǒng)智慧借鑒。具體而言，這種價值共鳴與傳承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維度：

其一，“德法并治”的創(chuàng)新轉化?！渡械戮徯虝分械暮诵乃枷胧欠磳Ｈ涡塘P，主張“德主刑輔”。這一傳統(tǒng)法治智慧與現(xiàn)代法治建設中“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基本原則一脈相承。道德與法治相輔相成、協(xié)同發(fā)力，共同構筑現(xiàn)代社會治理體系的核心支撐。一方面，道德為法治提供價值根基，應充分發(fā)揮道德的教化引領作用，以道德滋養(yǎng)法治精神，持續(xù)強化對法治文化的支撐效能。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底線保障，將實踐中社會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上升為法律規(guī)范，有助于引導全社會筑牢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圍。而寬嚴相濟的刑事量刑原則，既通過懲治嚴重刑事犯罪彰顯法治權威，又注重對輕微犯罪、過失犯罪進行教育挽救，正是對“尚德緩刑”理念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其二，“保障人權”的價值共鳴。路溫舒在《尚德緩刑書》中以犀利筆觸直擊刑訊逼供的弊端，其主張與憲法的基本原則——人權保障原則具有跨越時空的契合性。在我國刑法、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guī)定禁止刑訊逼供，確立了“罪刑法定”“無罪推定”“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辯護權”等原則及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這些制度設計從程序與實體雙重維度上規(guī)范司法權力運行，嚴防權力濫用，切實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訴訟權利等，守護每一個體在司法活動中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尚德緩刑書》堪稱中國古代倡導司法人道化的先驅(qū)之作，其蘊含的進步思想，為后世司法文明發(fā)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鏡鑒。

其三，“慎刑恤民”的現(xiàn)代啟示。路溫舒提出倡導司法應秉持仁恕之心，體恤民生疾苦，摒棄深文巧詆的苛法擾民之弊。這一思想為現(xiàn)代司法提供了深厚的歷史智慧滋養(yǎng)。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正是這一理念的生動實踐：既要堅守類案同判的司法公正底線，維護法律適用的統(tǒng)一性與權威性；又要兼顧個案具體情節(jié)，精準把握裁判尺度，避免機械司法，實現(xiàn)個案實質(zhì)正義；更要始終站穩(wěn)人民立場，將人文關懷融入司法全過程，讓司法公正可感可觸，最終達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tǒng)一。這一實踐，不僅彰顯了現(xiàn)代司法的溫度與情懷，更深度回應了傳承中華優(yōu)秀法律文化的時代要求，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注入了鮮明的民生底色。

（作者單位：河北省邢臺市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