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金麗

終南山下，潏河之濱，我的母校西北政法大學長安校區(qū)，坐落在一片厚重的黃土之上。對于每一位曾在此求學的學子而言，這片土地不僅僅是研習法理的校園，更是一處與歷史對話的“時空折疊點”。在天平樓的側(cè)畔，沉睡著一位特殊的“編外教授”，以一身瘦骨與千古清名，日夜講授著一堂關(guān)于“權(quán)”與“法”、“廉”與“獨”的終身大課。

他，便是西漢御史大夫、廷尉張湯。

回望2002年，母校長安校區(qū)的建設(shè)還在轟鳴聲中推進時，一把探鏟意外叩響了歷史的門環(huán)。誰也未曾想到，一所孕育當代法治人才的學府，竟選址于一位漢代最高司法長官的墓地之上。這是偶然，亦似天命。學校沒有驚擾這位古人，而是懷著敬畏之心，原址保護，修葺紀念碑，并在墓旁筑起一座“廉亭”。從此，這位在《史記》中面目威嚴的“酷吏”，便成了我們的“師長”，成了守護這片校園法治精神的“地標”。

初讀《史記·酷吏列傳》，只覺凜冽。張湯確是武帝手中最鋒利的劍，治陳皇后、淮南王諸案，株連甚廣；定《越宮律》，筆鋒如鐵。一個“酷”字，幾乎成了他洗不去的烙痕。

然而，撥開歷史的煙云，站在“廉亭”之下，我們更能讀懂他作為“廉吏”的風骨。

太史公寫他身后，筆墨極為克制：“家產(chǎn)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yè)。”位極人臣，死后家產(chǎn)竟不過中人之資，且盡為俸祿賞賜，無寸土之增。這寥寥數(shù)語，比任何頌德碑文都更有力量。更令人動容的是其母的決絕。張湯蒙冤自裁，棺槨返鄉(xiāng)，老母拒斥一切厚葬之議，厲聲道：“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最終，牛車薄棺，了卻此生。司馬遷于此擱筆長嘆：“其廉者足以為儀表?！?/p>

這句“儀表”，便是這位“編外教授”留給西北政法大學學子最珍貴的教案。他用生命詮釋了何為“守身如玉”。在權(quán)力的巔峰，不僅要有雷霆手段，更要有對物欲的極度克制。這種克制，不是被動的無奈，而是一種源自內(nèi)心的傲骨。

求學時，我常去墓旁靜坐。那里沒有香火，只有松柏常青，與亭內(nèi)時任校長賈宇所撰《廉亭記》的碑文相互映照：“政事興亡，惟廉彌珍；刑忌苛酷，罰貴公允?！边@十六字，如金石擲地，既是對古人的洞見，更是對今人的箴言。張湯的一生，恰似一部深刻的辯證法：他持守了極致的“廉”，卻迷失于絕對的“酷”。他像一面澄明而冰冷的銅鏡，既照見“清廉”所能抵達的精神高度，也映出“苛酷”所能墜入的歷史深淵。我們紀念他，正是要同時汲取這光輝與陰影的教誨——法治的昌明，既需要“清風兩袖”的底色，更離不開“天下無冤”的溫情。

如今離校多年，在世事中行走，每當面臨幽暗的誘惑或艱難的抉擇，我總會想起那座沉默的墓冢。他仿佛一個永恒的詰問，懸在每位法律人的心頭上：我們追尋的法治，其威嚴究竟應(yīng)植根于恐懼，還是生于公信？張湯以他的生命結(jié)局告訴我們，無廉則威不立，無正則法不行。他的骨血雖已化入長安的黃土，但那副清廉的骨架，卻在這片法學沃土中挺立成了永不坍塌的坐標。

風又從終南山來，拂過天平樓，輕輕搖動廉亭的檐角。我仿佛看見，那位峨冠博帶的“編外教授”，依舊立于千年如一的暮色里，向每一個懷抱法典匆匆走過的年輕身影，投去深深的一瞥。

那目光里，是穿越時空的囑托，無聲，卻震耳欲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