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瀛波

相比三十多年前，生活在今天這個時代的人們，不管是法治素養(yǎng)還是權利意識，都已經有了顯著提升。這一點，僅從律師這個職業(yè)群體從業(yè)人數上的變化，就可見一斑。

眾所周知，今天全國律師人數已達83萬。那么20世紀90年代初時，這個職業(yè)群體大概有多少人呢？我在網上搜索了一下，沒找到確切的數據，但應該至多也不過三五萬。我想，正是因為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的騰飛，才孕育和催生了法律服務這個市場；反過來，這個龐大的律師群體，也成為支撐經濟發(fā)展、社會和諧的有力保障。

筆者要回憶的這段花家地往事，就發(fā)生在1990年，報社正式遷址到花家地甲一號。

花家地，這個充滿春天氣息的名字，從此開始滋養(yǎng)一批批、一代代的法報人。與此同時，這里也成為這家報社的福地，據說搬到新家后不久，發(fā)行量即突破120萬份。從此，這支年輕的新聞隊伍揮灑青春、開枝散葉，開啟了一段激情澎湃的“創(chuàng)業(yè)之旅”，逐漸成長為首都新聞界一支朝氣蓬勃的重要力量，也將書寫和記錄中國法治進程的使命，始終牢牢記在心里、扛在肩上。

今天年輕的編輯記者，在采訪撰稿時，往往只需打開電腦，拿起手機，邊微信通話，邊輕敲鍵盤，與受訪對象并不用見面。但在那個年代，在這些互聯網時代的通訊設備尚未登上歷史舞臺前，一篇文章從選題策劃到印刷成字，往往需要編輯記者千辛萬苦，費盡周折，當然這樣的文章自然也更經得起歷史的沉淀。

我的前輩及好友張紅兵老師在其回憶文集《若有所思》中，就講述了這樣一段頗有年代感的往事。

那時是1993年，他剛從國家語委調到報社，正好趕上《法制與新聞》創(chuàng)刊，就擔任了這本刊物的編輯。那個年代，真正的法治類刊物并不多，比較有影響的主要有兩本雜志——一本是中國法學會主辦的《民主與法制》，另一本是法律出版社主辦的《法律與生活》。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報社當然對《法制與新聞》寄予厚望，希望將其打造成一本有文化有品位的專業(yè)刊物。

既然要追求文化品位，那首先自然就要向有文化品位的名人名家約稿。張老師在書中回憶，在那個還沒有電腦的年代，稿件都只能是手寫的。這種條件下，外地稿件就基本只能靠傳真或郵寄來接收，而本地稿件則需要乘公共交通工具去作者家中取。

那段日子，通過“四元橋夜話”等一批經典欄目，張老師約請了不少文化名家撰稿。流程基本是先電話約定，或先商定去拜訪面談，然后明確寫稿意向，作者成稿后，他再跑一趟去取稿。著名作家劉心武，便是其中之一。

說來容易做來難。90年代時，劉心武已經是中國文壇赫赫有名的著名作家和紅學研究家了，但怎么才能聯系上他呢？他會同意為一本剛創(chuàng)刊不久的法治類刊物撰稿嗎？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這世界有時就是那么小，張老師從一位朋友處得知，劉心武的表妹曹澗就在報社工作。當時，這位更早期的前輩，已經退休，不過就住在報社宿舍樓里。當張老師求上門時，老人家問明情況后二話沒說，扭身就把劉心武家里的電話給抄在了一張紙上。

張老師試著打電話過去，先自報家門，簡要介紹了一下雜志的風格和特色，說明約稿的想法。沒想到劉心武聽后，略一沉吟，便痛快答道：“好，三天后來取稿。”此時，張老師懸著的心才放下，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到了約定的日子，在沒有今天智能導航系統(tǒng)的輔助下，張老師一路乘公交換地鐵，逢人便打聽，終于找到劉心武的家。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很多名聲如雷貫耳的文化名人，還都住在單位分配的宿舍，劉心武家就住在西直門二環(huán)路邊上。

進得屋內，劉心武在招呼其坐下后，拿出一個信封，從里面取出幾張手寫的稿紙，紙上的字跡一筆一畫，工工整整，甚至沒有改動和劃掉的痕跡，看來是心有所感，一氣呵成寫就的。

寒暄間，劉心武說，自己在國外待過一段時間，對國內外的法律環(huán)境都有些了解，結合國內的普法，確實有些感想。普通人對法律不了解，這很正常，但要有遇事找律師的觀念，“不能做律盲”。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法治建設還剛剛起步不久，許多人因為不懂法，就被稱為“法盲”，甚至一些社會地位不低的人，包括一些大知識分子，也常自我調侃說自己是“法盲”，說時當然都有慚愧之意。那時的電視節(jié)目中，時常有電視臺記者拿著話筒，為了某些社會話題，在街上隨機采訪路人，問是否知道某一部法律。很多時候記者所問的，是一些專業(yè)性較強的法律法規(guī)，結果可想而知，受訪者大都回答“不知道”，于是記者便會感慨：怎么這么多“法盲”??！

劉心武說，隨著中國法治建設的提速，法律法規(guī)勢必會越來越多。普通人對法律不甚了解，理解不精透很正常。但必須有法律意識，知道凡事求諸法律，遇到糾紛要依法維權。不能平時不管不顧，病急亂投醫(yī)。普通老百姓不僅要提升法律意識，也要提升“找律師”“靠律師”“用律師”的常識，總是沒錯的。

一轉眼，張老師筆下的這幅場景，劉心武的這段闡述，已經是距今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每讀及此處，我這個一不留神也已年逾五旬的半老報人都會摘下花鏡，內心里升騰起對當年那一代前輩們由衷的敬意，敬佩他們的遠見卓識，敬佩他們的真誠率性。

彈指一揮間。這些年，許多報社曾經的老同事，有不少都選擇更換了職業(yè)賽道，其中多數都與法律相關，有轉型為法官、檢察官、企業(yè)法務的，更多的則是轉型為律師。盡管職業(yè)各異，但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法律知識，繼續(xù)懷揣法治信仰、報人情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幫助他人，播撒法治的種子，為推動祖國的法治建設揮灑自己的熱血青春。

“不能做律盲”，我想，劉心武先生三十多年前的這句話，對于今天我們這一代人，乃至三十年后的下一代人，都將適用，永不過時。因為時代在變，任何一個國家的法治進程，也都必將永遠在路上。